2012年11月，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中国共产党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行动纲领的执政党。
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缘于新时代发展的新需求。党的十八大把“美丽中国”列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2018年3月，生态文明被正式写入宪法。
秉持“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以人民为中心，全力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以自然为家园，统筹治理保护山水林田湖草沙这一完整的生态系统;以天下为一体，深度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
河长制、湖长制、生态补偿机制、环保税等一系列环保制度密集出台;长江流域重点水域10年禁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蓝天碧水保卫战等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深入推进……
在近20年的奋斗中，中国逐渐由“增长优先”转向“生态优先”的新的发展理念，生态环境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国家生态安全屏障骨架基本构筑，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智慧和能力不断增强。
系统修复 科学治理
乌兰布和沙漠是中国八大沙漠之一，地处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巴彦淖尔市和阿拉善盟境内。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就持续开展乌兰布和沙漠治理行动，历经几代人。进入新时代，对生态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乌兰布和沙区通过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形成了纵深推进、前挡后拉、全面保护的立体防沙体系，过境候鸟种类已由过去的40多种增加到现在的近80种。同时以乌兰布和沙漠、纳林湖、金马湖、万泉湖等沙、水资源为依托，先后创建国家级景区、保护区、湿地公园等，旅游收入达10.4亿元。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整体系统治理理念不断深入推进。去年，国家明确提出“协同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使得这一系统治理理念更加科学和完整。
从“山水林田湖”到“山水林田湖草”，再到“山水林田湖草沙”，人们将自然生态系统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科学认识了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资源之间存在的物质、能量之间的流动与交换。生命共同体的认知折射出中国生态治理理念的不断升华，各地通过落实这一理念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生态修复。
闽江，福建的母亲河，2018年，当地正式开始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与此前保护修复最大的不同，现在是将本来分开解决的局部生态问题，放到整个生态系统中解决。通过统筹兼顾各种生态要素，闽江流域形成了生态保护、生态治理、水系修复、人居环境治理四层保障体系，通过山上自然保护区、水源涵养、水土流失防治、林木补栽、林权购买、矿点恢复以及违法矿山的治理等一系列措施，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生态价值整体提升。
云南抚仙湖流域有多种矿产资源，流域内矿业开发始于20世纪80年代，由于长期开采矿产和粗放式的生产经营，造成了植被和地形地貌景观被破坏。2017年，抚仙湖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纳入国家第二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抚仙湖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统筹考虑山水林田湖草沙，开展修山扩林工程、调田节水工程、治湖保水工程、控污治河工程、生境修复工程等工程，湖滨湿地规模化生态恢复工程总面积达1.35万亩，抚仙湖水质稳定保持Ⅰ类，大大提升了抚仙湖水质安全系数，降低了水质污染的风险。
“十四五”规划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这一进程中，要遵循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推动形成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保护和修复的新格局。
从山水林田湖草沙“命运共同体”初具规模，到“系统修复观”理念融入到生态修复中，经济发展与生态改善实现了良性互动。
绿色邀约 减碳行动
中国从全球高度看待生态文明建设，多次向世界分享中国绿色发展的成功经验，并向各国发出走好生态文明之路的“绿色邀约”。
从推动《巴黎协定》生效实施，到设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从发起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到将绿色发展合作计划纳入中非“八大行动”，中国同世界各国开展环保交流合作，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的合作局面。从理念到经验，从生活方式到制度文明，中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当前，气候变化已成为威胁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主要因素之一，需全球携手应对。在这方面，中国展现出负责任的大国担当，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目标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
中国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加大化解钢铁、煤炭等过剩产能和淘汰落后产能力度，减少煤电，启动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制定碳达峰行动计划。
如今，碳达峰行动已全面启动：相关各部门积极改变能源供给方式，提高光伏发电转化效率，打造能源管理数字化、智能化模式。发展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发展水电、风电、太阳能等非化石能源发电。
很多企业相继提出碳中和的目标和行动计划，在其产业链体系中明确低碳、零碳的规定或指标。未来，碳含量指标将成为企业产品、原材料与成本同等重要的要素。碳交易、碳基金等碳金融市场将会迅速增长。在融资上，高碳排放行业和企业将受到限制，清洁能源、技术领域的投资将获得稳定的收益，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带动就业的有生力量。
从2010年开始，一系列城市层面的试点项目，包括低碳城市、公交都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城市、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等在各地展开。试点城市大部分都明确提出碳排放峰值目标。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市已经开展碳达峰评估，并在研究制订本市碳中和行动纲要。此外，多地排出碳达峰时间表，上海提出力争2025年达峰，深圳提出到2025年，要在珠三角城市中率先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
“制定达峰行动方案”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要求，目前，多地碳达峰行动方案编制工作正在提速。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减污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关键时期。
生生与共 多样性保护
2016年9月4日，第六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当时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会上发布了《IUCN 受威胁物种红色名录》，该名录中，大熊猫的濒危等级从濒危下调为易危。大熊猫“降级”表明大熊猫的种群数量增加，栖息地状况改善，灭绝风险下降，正是中国人长期保护生物多样性成果的体现。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非常重视，是最早加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国家之一。
为保护、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生动物保护法》于1989年3月1日实施，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一些中国濒危哺乳动物的生存状况得以改善，特别是大熊猫、藏羚羊、麋鹿的生存状况显著好转。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实施重大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保护生物多样性;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
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在新近制定修改的法律中得以确认。2020年，《生物安全法》《长江保护法》等颁布，《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等法律法规被修订，全国人大还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对野生动物和生物多样性违法犯罪零容忍。
建立自然保护地是中国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举措之一。国家要求建立分类科学、布局合理、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中国特色自然保护地体系。很多野生动植物在保护区内划分出的一定面积的陆地或水体中得到就地保护;还有一些濒危物种被迁出原地，移入动物园、水族馆和濒危动物繁育中心等进行特殊的迁地保护。
“高原精灵”藏羚羊，曾经一度濒危。国家将藏羚羊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严禁非法猎捕。如今，藏羚羊在自然保护区内得到了专门保护，已摘掉“受威胁物种”的帽子，整个青藏高原的藏羚羊数量呈回升状态。
截至目前，各类陆域保护地面积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18%，提前达到《生物多样性公约》要求的目标;超过90%的陆地自然生态系统类型、89%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都在自然保护区内得到保护，部分珍稀濒危物种野外种群逐步恢复。通过扩繁和迁地保护，已向野外回归了206种濒危植物。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我国将构筑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加强国家重点保护和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修复，守住自然生态的安全边界，促进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整体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