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年出贪官，也弘扬反贪正气。一朝首贪严嵩被罢官抄家，其家产帐目清单条目众多，文字数量竟然达六万余，不但成书，还竟然出版，将真相大白于天下。反讽的是，书名又竟然为《天水冰山录》，意为“太阳一出冰山落”，充满对正义的歌颂。嘉靖四十四年，严嵩被革职，时为1565年。明人王世贞说：“分宜（严嵩）当国，而子世蕃挟以行黩天下之金玉宝货，无所不致。”(明王世贞：《觚不觚录》。
严氏抄家帐目记录了其20年主政期间之鲸吞物品，可谓当朝的财富博览。琳琅满目的珍奇宝物中，记载了一些与“（黄）花梨”相关之器，计有九处，如“牙盖花梨镜架一个”“花梨小木鱼一个”“玉厢花梨木镇纸一条”“花梨木一拜帖匣”“牙厢花梨木镜架一个”“花梨木鱼一个”“小花梨木盒一个”“花梨木锥一件”“素漆（按：髹漆后未加纹饰）、花梨木等凉床四十张，每张估价银一两”。这是明代史料中最早成系列关于黄花梨家具的记载。(神州国光社:《天水冰山录》，1936年)。
此书中关于严嵩府内家具的记录极多，多达八千余件家具中，大多是大漆、嵌螺钿家具。其中包括大型者有“屏风、围屏共一百零八座架”大理石螺钿雕漆“床共一十七张”“各样床计六百四十张”。严家很少的黄花梨器物中，没有大器型的，如没有黄花梨之桌、案、椅、屏风、罗汉床、架子床等。其所记载“花梨”家具种类稀少，级别较低，同时数量极少、可见嘉靖年间，黄花梨家具处于起步阶段。
还有其文字中“素漆凉床”和“花梨凉床”一起记录，表明黄花梨家具初始使用，在当时匆忙和混乱的资料记录中，黄花梨凉床尚未单独立项，尤其是估价为“一两”白银，价格低廉不抵漆饰家具，还引起了当代一些研究者的疑惑。每张黄花梨凉床价值“一两”白银之原因，可以如此解读：
其一，历代查抄赃物的价格之折算，不乏当局操柄者营私肥己的勾当，是权力行为，不是市场行为。正如清嘉庆皇帝下令抄查清代贪官和坤家产时，便有此类感触，指责变卖价格为实际价值的十之二三。
其二，当时黄花梨家具刚刚问世，价格尚不透明，没有广泛认同的市场标准价格。其二亦助其一奸道可行。
另外，嘉靖初年，朱宁因私通宁王被捕，其抄家财产清单上，对花梨器也仅仅有一点记录：“乌木盆、花梨盆五，沉香盆二。织金鹤二对。织金蟒衣五箱。罗钿屏风五十座。大理石屏风三十座。围屏五十三扛。苏木七十三扛。”（神州国光社:《天水冰山录》附录，1936年)
朱宁抄家财产清单上，仅仅有五个花梨盆，这也是嘉靖年“花梨”器物种类尚少的另一个辅证。
《金瓶梅词话》的创作年代有两说，一是明嘉靖年，一是明万历朝。故事中心地点是山东省临清县。书中描述的漆饰家具多达几十件，却找不到黄花梨、紫檀等硬木家具的踪迹，这也与上述两个史料的逻辑吻合。
无论如何，《天水冰山录》的若干文字是多种“花梨家具”初现的准确史料。1565年，作为一个事件年，可视为黄花梨家具、明式家具的肇始元年。
对明式家具的出现和使用，学界前贤搜罗钩沉文献史料，还提供了其他明确的年代证据，其要者：明万历朝松江地区的范濂在《云间据目抄》中说：“隆、万以来，……纨袴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以上是苏州和云间（今上海松江）地区的状况。
清早期黄花梨云纹牙头翘头案
万历朝太监刘若愚在《酌中志》中，说明御用监职司：“凡御前安设硬木床、桌、柜、阁及象牙、花梨、白檀、紫檀、乌木、鸡翅木、双陆棋子、骨牌、梳栊、螺甸、填漆、雕漆盘匣、扇柄等件，皆造办之。”（明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古籍出版社。）
科学的考古出土文物是最重要的物证，在上海市宝山区明万历朱守城夫妇合葬墓中，出土有紫檀栏杆式砚屏、紫檀笔筒、紫檀瓶和竹雕紫檀盖香筒。这些遗物为万历朝制造硬木器物最有力的物证。（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宝山明朱守城夫妇合葬墓》，《文物》，1992年第5期）
明清时期，乃至更早，“黄花梨”被称作“花梨”、“花狸”、“花榈”。起码在清雍正、乾隆宫廷《造办处活计档》、《贡档》、《进单》中可见大量的紫檀、花梨家具记载，其中的花梨家具无疑是指黄花梨家具。
“黄花梨木”一词最早出现于清光绪年间，在为慈禧皇太后修建陵寝时，庆亲王奕劻奏请陵寝内使用黄花梨木。光绪二十三年，《大清德宗皇帝实录》卷四○六记载：“己卯，庆亲王奕劻等奏，菩陀峪万年吉地，大殿木植，除上下檐斗科，仍照原估，谨用南柏木外，其余拟改用黄花梨木，以归一律。”
《大清德宗皇帝实录》卷四○七记载：“光绪二十三年秋七月癸丑，谕军机大臣等，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东西配殿，照大殿用黄花梨木色，罩笼罩漆，余依议。”
可见，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黄花梨”之名出现。综合上述诸项资料，可以认定，黄花梨、紫檀家具初出于明代嘉靖年间，比较普遍使用于万历朝间，嘉万年间属明代晚期。
据清廷造办处档案披露，雍正一朝13年，宫中使用黄花梨家具日趋减少，而新造紫檀家具数量逐渐增多。但黄花梨家具的制作并未结束。
从和硕雍亲王的《十二美人图》和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60岁寿辰贺礼的紫檀大围屏显示，在清康熙晚年，清式家具已经出现。但这并不意味明式家具的结束，明式家具的退潮和清式家具的来临是犬齿交错进行的。
乾隆朝宫廷制作、进贡家具的档案尚未完全整理出来，笔者在所见为“造办处木作清档”和家具“进单、贡档”抽样资料中，发现乾隆朝进贡档案中记载：乾隆十六年、河南巡抚进花梨画桌二张、花梨琴桌二张、花梨边绢心花卉十二扇、花梨边绢心山水十二扇、画金边金心花卉十二扇。（吴美凤：《盛清家具形制流变研究》附录，胡德生整理“乾隆朝‘宫中进单与贡档’（部分）”，页375）
此后，清宫“进单”与“贡档”中对紫檀家具的记载已为海量，而黄花梨家具的记载几成断档态势。
清早期黄花梨云纹挡板翘头案
笔者认为，如果为明式家具历程的结束寻找一个标志年，那么乾隆十六年（1751年）河南巡抚此次进贡大批量的黄花梨家具，可视为明式家具的落日余晖，是黄花梨家具末期的重要结点。
虽然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后，黄花梨家具还有零星进贡，但黄花梨家具作为一个时代已经过去。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江西巡抚海明进花梨宝座一座、花梨香几一对、花梨书桌一件、花梨膳桌一对、花梨炕书架一对，均为“雕刻竹式”。（吴美凤：《盛清家具形制流变研究》附录，胡德生整理“乾隆朝‘宫中进单与贡档’（部分）”，页381）
这些黄花梨家具来自明式家具非主流生产地区的江西，且式样为“雕刻竹式”，已为清式家具。
日后，全部的清廷家具档案完整梳理后，会看到更细致入微的记载，明式家具结束的具体年代的确定可能有微调，但大致不会超越清早中期这个时间框架。如果以雍正末年为明式家具结束年代标志，可能更简单化一些。但是，匠作工艺与皇位更替不是完全相一致的。由家具形态自身看，明式家具向清式家具的转变也是交叉的、拉锯式的，而非一刀切。
明式家具与黄花梨家具并非同一概念，但前者以后者为主要载体，而后者的形态也主要表现为前者，两者具有极大的交叉性。
这里要明确一个概念，笔者所云的“明式家具”专指明晚期至清早中期这一历史阶段的以黄花梨、紫檀为主体的硬木材质家具。明式家具作为专有的学术概念不含有大漆家具和柴木家具。
硬木家具与漆柴木家具是属于古典家具母文化中的两个子文化系统，有各自的发展链，独占运行。在作类型学梳理、年代考究时，它们不可混为一谈。
另有研究者指出，晋代崔豹《古今注》对紫檀已有记载，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中，已有花梨的记载：“榈木出安南及南海，用作床几，似紫檀而色赤，性坚好。”晋唐以下，与黄花梨、紫檀相关的文字不绝于史册。其间，民间百姓的实际使用也理所应当地存在。长久以来，海南岛居民将黄花梨木作为中药材，主治行气、活血、止痛及內伤，外敷亦可用之止血。同时，老百姓就地取材，打造简陋粗糙的家具，或将其制作成房梁、锄头把、家畜食槽等。诸如此类，与本书所谈紫檀、黄花梨所做的明式家具普遍使用的起始年代并不矛盾。
清早期黄花梨螭龙纹翘头案
笔者着眼的硬木明式家具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专指内陆地区沿袭、遵循宋元明以来木器匠作法则，具有强烈工艺色彩的硬木家具，它们使用框架结构、榫卯工艺和攒边打槽装板工艺，甚至它们的式样都有一定的程式化。二是它们作为商品广泛地流通于社会人群中。如此，各时期当地居民就地取材打造的家具不在明式家具之列。
鉴于历史学分期的规范，笔者以有确切纪年的事件为明式家具的开始和结束的标志。认为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开始，至乾隆十六年（1751年）结束，这是漫漫的190年。其间横跨两个王朝，人世间，天翻地覆，沧海桑田。明式家具在财富、市场、工艺激荡中，留下了太多的故事，让我们慢慢品读。190年的历程意味着明式家具是一个漫长、丰富的发展变化历程。同时，这个年代跨度的确也为对明式家具器物进行年代排队奠定了基础。
明清时期，各类别工艺品如瓷器、玉器等基本完成了年代的类型学排队，即器物的相对年代排队。而明式家具此类探讨虽然偶有空谷足音，但系统性的建构一直阙如，本书就是这种建构的一个尝试。将明式家具分为早期、中期、晚期、末期，对应的年代为明晚期、明末清初、清早期、清早中期。大致的时间为：明晚期，由明嘉靖四十一年（1565年）至万历年间（1573～1620年）；明末清初，由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至清顺治年间（1644～1661年）；清早期，由清康熙初年（1662年）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清早中期，由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到乾隆十六年（1751年）。
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学史》开篇时说：“所谓史者，即流变之意，有如水流一般。吾人如将各时代之文学当做整体的一贯的水流来看，中间就可以看出许多变化。”明式家具史也是一条激荡的长河，在明清之际奔腾向前，让我们看看它们如何地逝者如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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