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具作为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艺术的一种物化形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印证着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艺术风格和哲学观。家具功能及形态的完善,不仅改变着人们的起居习惯,规范着人们的举止礼仪,甚至也成了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秩序、经济实力、哲学思想、美学水平、民俗风情等方面的物化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中国家具史,就是一部专题文化史。它从一个侧面,实证着整部中国大历史。
中国的封建社会特别漫长,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主宰。皇宫总是使用和收藏最好的东西,在家具方面也一样。16世纪末至17世纪,当巴洛克艺术在西方世界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时, 东方的中国正经历着明朝市井文化的繁荣期。在明王朝的后期,尤其自万历朝始,社会虽很不稳定,但在离战乱相对较远的中国南方地区,出现了引起皇室关注的苏作家具。
起初,苏作家具在江南地区主要采用当地盛产的榉木为原材料,至明中期以后,则更多地选用花梨、紫檀等品种的木材。特别是经过晚明时期文人的积极倡导和直接参与,这类时髦的家具立即得以风行。
手工业的进步、海外贸易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等社会因素,促使红木家具在宫廷文化中得到进一步重视,红木材料自古以来就价格昂贵,所以民间制作红木家具都是惜料如金;而皇室有的是钱,不惜工本,选料极优,而且 均用大料和整料。不仅在家居雕刻上,能工巧匠们利用皇宫里的青铜器、瓷器、玉器和书画等物件,汲取并继承其国粹精华,移植到红木家具中来。更在家具的造型上主推大气恢弘,庞大威严,显示出“九五之尊”的皇家风范。
到了明代,红木家具不仅种类齐全,款式繁多,用材考究,而且造型朴实大方,制作严谨准确,结构合理规范,逐渐形成稳定鲜明的“明式”家具风格,也是中国古典家具进入实用性、科学性阶段的重要标志。这一时期的家具不论是制作工艺,还是艺术造诣,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家具艺术发展史上最具艺术感染力的精品。到清代前期,明式硬木家具虽然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生产,但从产品上不难看出,只有苏州地区的风格特点和工艺技术最具底蕴。这种风格鲜明的江南家具,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喜爱。由此可见,人们习惯于把苏作家具看成是明式家具的正宗,也是必然。
明末清初,社会虽动荡不安,可家具的发展并未因战乱而停滞。大量的硬木木料如紫檀、乌木等,得到了上层社会和文人雅士的喜爱。其中,色泽淡雅、花纹美丽的花梨木更成为制作高档家具的首选。不仅南方的铁力木、榉木和北方的高丽木,核桃木等所谓的柴木得到广泛使用, 连适宜于装饰的黄杨木和瘿木以及专做箱柜的樟木等也都被大范围地派上了用场。而红木家具的种类,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丰富多彩。不仅有桌、椅、凳、箱类,还有床榻、柜格、几案、屏风等。且清代家具继承了明代家具采用优质硬木的传统,同时它又汲取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绚丽、豪华、大气、繁杂的红木古典家具风格。在这个时期红木家具不再是皇家独享,而是上至宫廷,下至百姓皆可用之,品位高低不同,格调雅俗共赏。但皇室为体现“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宫廷文化。会主要使用三种优质硬木:一是黄花梨,二是紫檀木,三是老红木。且尽可能在花纹上体现着皇家风范,区别黎民百姓。
清朝的统治者,在开国之初以一种既开明又保守的姿态面对一切。体现在红木家具上就出现了尺寸扩大、形式守旧的特征。值得一提的是,明末清初的一种柴木家具也是明式家具中的精品。许多柴木家具风格淳朴、造型敦厚,体现出来自民间的审美情趣。在柴木家具当中,尤以晋作为优。河北、山东也不乏佳作,精品不绝。
可以说纵观整个家具史,在明末至清初这一段时间, 以苏式家具为代表的明式家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清代中叶以后,清式家具的风格逐渐明朗起来。清代家具在康熙前期基本保留着明代风格特点,自雍正至乾隆晚期,随着社会的进步,清代家具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形成了造型庄重、雕饰繁重、体量宽大、气度宏伟的清式风格。清代家具作坊以扬州、冀州、惠州为主,形成全国三大制作中心,出现了“苏作”、“京作”、“广作”等不同的艺术风格。但就在这个时期片面追求华丽的装饰和精细的雕琢,以多求胜时,就会物极必反,过多的奢华达到极致之后,衰落便已露出迹象。乾隆后期的红木家具除了复杂细密的装饰,已无更多的创新。
清末由于国力衰败,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战争频繁,各种民族手工业均遭到严重的破坏,家具艺术每况愈下,从而进入衰退期。家具生产在嘉庆时期,曾出现了长时间的停滞。从当时皇家造办处的文件档案中可以看出,随着工作量的减少,家具生产规模日益缩小。民间家具多以仿宫廷风格为主,只是愈加简陋和粗糙,毫无艺术性可言。道光以后,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中国已处在被外国列强任意宰割的阶段。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家具业也随之结束了它曾经的辉煌。就连光绪皇帝大婚的家具,竟然也都交由民间木器作坊随意制造,其粗俗、简陋,令人难以置信。这一时期,尽管京城集中了大批能工巧匠,但所制造的家具多呆板乏力;苏作家具一扫往日的高雅气质,变成僵硬、程式化;广作家具则更多地受到外来家具的影响。狮爪脚、贝壳饰、卷草纹等虽被大量使用,但仍免不了给人以堆砌的感觉。至此,不论以苏作家具为代表的“明式”家具,还是以广作、京作、苏作为代表的“清式”家具,已如明日黄花,完全走向了没落。
需要申明的是,从清末到民国,中国社会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洗礼,这种历史巨变也深深地影响到中国古典家具业。自西风东进以后,中式家具受到西方家具的影响, 红木家具日益追求装饰雕刻,迅速“洋化”起来。如广式家具几乎将整件家具都加以雕刻,使不少家具变成了一件件雕刻工艺品。这些家具雕刻精细,式样新颖,既是地道的中国制造的“西式家具”,也是“洋气”十足的中国家具。中国传统的古典家具在受到很大冲击、产生了较大变化的同时,也创造出了许多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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